選舉補助款是什麼？ 選舉補助款有兩種，一種是候選人補助款，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3條第一款，對於選區內的公職人員選舉（包含縣市首長和民意代表）當選人，若選區內當選人只有一位（目前國內選舉都是如此：單一選區制），則當選人得票超過當選票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可得到每票30元的補貼。

若輸球，則全國如喪考妣，可能會發生破壞公物的暴動。大量自宏都拉斯返國的移民，對薩爾瓦多造成社會及經濟壓力，且經媒體大肆報導，兩國關係陷入極端緊張。

自1954年起，薩爾瓦多在宏都拉斯移民的情況即開始惡化，宏都拉斯媒體開始喧染「反薩爾瓦多移民」的報導，薩爾瓦多移民受到歧視對待，宏國政府亦展開強制遣返行動。在6月27日於墨西哥舉行的第三場決定性比賽，在大雨中於延長賽中以一分差決定勝負薩爾瓦多球員因輸球受到國內各界嚴厲指責，且有一名薩爾瓦多18歲少女因而悲憤自殺，在媒體大肆喧染報導下，薩爾瓦多總統親自參加她的葬禮。1969年7月15日宏都拉斯軍隊前往邊境｜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兩國足球代表隊首次有機會參加世界盃足球賽 1970年國際足總世界盃於1970年5月31日至6月21日在墨西哥舉行，在1969年7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外圍賽的激烈競爭。兩週後，薩爾瓦多軍隊宣稱為「維護國家尊嚴」（defensa de la dignidad nacional）進入宏都拉斯國境，造成逾5000軍民傷亡的戰爭。

巴西及阿根廷有世界聞名的球星，如迄今唯一三度獲得世界盃（1958、1962、1970）金牌球員、有「森巴黑珍珠」之稱的巴西球星比利（Pelé） 及「世紀球王」阿根廷球星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國際足總五屆金球獎和世界足球先生的梅西（Lionel Messi）等。1969年6月27日第三場比賽於墨西哥舉行，結果由薩爾瓦多勝出。然而，當詢問他們寧可做什麼時，這些受測者一致表示在工作時寧願做其他事情，在休閒時則比較喜歡繼續做正在做的事情。

在這研究中的勞工清楚地顯示，他們對工作和休閒的看法（例如前者是被迫要做的職責，後者是自己所選的活動，也因此比較可貴），與在工作時刻有更強烈正面體驗的實際經驗脫節。你所關心與注意的就成為你的體驗，然後層層疊疊累積成為你的人生。假如挑戰太容易，你會覺得無聊或不感興趣，你的注意力就會飄移到其他地方。到底該如何達到這樣的狀態？祕訣是注意力。

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是亨利．詹姆斯的哥哥）曾經寫道：「我的體驗來自我認為該注意的事。每當呼叫器一響，受測者就必須想一下當下的行為，並填寫幾個量表，以表達他們有多專注，是否想要繼續做現在正在做的事，他們感覺有多快樂、多強大和多有創造力。

當你聚精會神地做某件事時，你實際上就是將注意力投入到那件事（例如，繪畫），而不是其他事情上（也就是，像去想「現在是幾點鐘？」、「晚餐要吃什麼好？」和「這一次沒有像上一次那樣順利。要維持心流的狀態也需要掌控你的注意力。呼叫器事先已經設定間隔多久時間就會響起。改造日常事務即使看起來無聊和乏味的活動，比如等公車、聽無趣的報告、刷牙或用吸塵器打掃，也能轉變得更加有意義和刺激。

他們是怎麼辦到的？他們採用下列觀念來作為準則： 對新的和不同的體驗保持開放的態度（煮十人份的菜、參加壘球隊、健行到比較遠的地方、學打壁球）。它們絕大多數有很好的及規律的低音、旋律，甚至是有一些鼓聲或低音吉他……我挑出一個特定的節奏，不論它是出神音樂（trance）歌曲的低音（如果妳曾聽過這類歌曲，它是歌曲中的砰砰聲），或是動畫搖滾歌曲裡低音吉他的反覆樂段，然後用手指或腳打拍子，盡可能地跟我所專注的特定重複樂段或節奏的節拍同步……我能夠輪流播放歌曲，然後探索同一首歌的不同部分並跟上節拍……我長時間在高速公路開車時會這樣做……當我跑短程辦事時，我發現自己同樣會感到沮喪，所以每次停紅燈、在停車標誌前停車，或甚至車道速度我覺得太慢時，我都會這樣做。在德國出生的菲利普告訴我，他在交通擁擠時開車的小型心流策略：當我在開車時，我聽許多音樂……電音舞曲、有時候被稱為日本流行音樂的日本電動遊戲和動畫的原聲帶。所以，當你坐在醫院的候診室時，你的目標可能是畫一個複雜的設計，規則可能是所有的線條必須對稱。

從下列的建議裡至少挑選出一個，然後在每天的生活中實踐它。更確切地說，他們在工作時傾向體驗到有能力和自信的感覺，但在家則是漠然置之。

菲利普想出一個相當特殊和精妙的小型心流活動。不論在何時，當我覺得有許多的負面情緒可能產生時，無論在哪裡，當我坐進我的車子，我能夠做這個小活動，完美地跟著一首歌敲打著節拍……我發現透過這個小型心流活動，我能夠駕駛得很好，但同時能專注在歌曲和打拍子上面

彌爾寫作時期剛好摩門教興起（就像是當時的山達基教），因為允許一夫多妻制，有位作者稱之為「退步的文明」，人們都想對它祭出禁令。人的善，不管是實際或道德上的，都不足以成為藉口，不能理所當然地打著為你好的名義，或者為了讓你更快樂，被強迫或忍受強加於自己身上的行為，甚至只是在別人眼中看來，這麼做更為明智或更正確。文：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論自由》（On Liberty） 讓自由值得其名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尋幸福，前提是不刻意剝奪或阻攔他人獲得幸福。」彌爾尋找能糾正這個錯誤的方式，而這本書也成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政治對手，《國富論》描述個人自由的合理範圍及政府的權限。彌爾大膽地說，歐洲的成功是它養育且接納個人性格的成果，與中國或日本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一致的觀點不同。與性格發展成正比，每個人都會變得更有價值，因此能夠對他人更有價值。

簡單來說，只要有確切的傷害或造成傷害的風險，不管是對個人或大眾，就該被剝奪自由，以道德或法律論之。彌爾說，少數宗教團體知道他們不可能成為主流，於是努力爭取法律上的宗教自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踐宗教自由。

一個人能對社會更有價值，與他們性格成熟成正比：「所有明智或傑出的事情，都必須來自個人。人類本性並不寬容，當太多互相競爭的宗教團體，互相不樂見對方成為主流團體時，就會順勢產生寬容的政策或法律。

三十五歲時彌爾與哲學家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相識，彌爾認為《論自由》應該是與她的「共同創作」。一般來說，首先來自一部分的個人。

」如果社會中沒有其他人被他們直接傷害，就沒有理由以法律箝制它，彌爾以這個方式解決問題： 沒有人僅僅因為喝醉就該被處罰，但士兵或警察若在執行勤務時喝醉，就應該被處罰。如果人們想要喝酒或賭博（或所有消極行為），那也是自己的選擇，政府只能透過稅金及頒布許可證，扮演避免傷害的角色，而彌爾同意提高酒稅，讓人們少喝一點。運用原則 根據他的原則，彌爾用很長的章節討論政府政策的問題。總結一句：除非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直接傷害，那麼他就有絕對自由。

個人是良好社會的基礎 彌爾說，在個人發展方面，「異教徒的自我主張」與「基督徒的自我否定」一樣有效。彌爾的父親詹姆斯是傑瑞米．邊沁的追隨者，彌爾也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成為效益主義者。

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治理社會、個人思想與信仰自由之間，如何妥善設定界線，多數統治不能建立任何普遍道德，但這卻是上流階層的喜好表現。雖然彌爾本身並不喜歡宗教，但他說：「我不知道有任何團體有權強迫別人變得文明。

舉例來說，自由社會中有沒有人能真正捍衛賣淫或賭博的禁令，人們應該可以在良心範圍內自由地買春或賭博，但「人們是否可以自由地為妓女招攬生意，或者開立賭場呢？」彌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他重申政府的角色並不是為人們的「私利」制定法律，只是避免直接傷害。在泰勒的丈夫過世後，他們熱烈且真摯的愛情也有了結果，兩人步入婚姻。

彌爾說：「只關心自己的部分，展現了他權力的獨立性，超越了自己，超越他的身體與心志，這個個體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行為不需對社會大眾解釋，因為除了他自己，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彌爾知名著作《論自由》一開始，他控訴：「因為缺乏一個公認的普遍原則，自由經常被賦予在應該被扣留之處，又在應該扣留時，被賦予自由。他說人就像植物：他們最大的不同，僅是讓他們蓬勃發展的需求不同。

任何開放社會必須賦予自由優先權，而不是標榜為人民利益的政策。彌爾知名的保證自由、避免傷害的標準或原則，都是因這些發展出來的： 文明社會中，唯一能阻撓公民意志行使權力的理由，就是避免傷害他人。

彌爾說，歷史上無論什麼時候，社會或國家都會有不需爭辯的原則，避免討論大型議題，「我們不能期望找出歷史中某些非凡時期，普遍心理活動的規模」，一個國家會變得強大，不只是靠著強制秩序或權力，而是大膽放開手，了解藉由開放討論能得到的好處更多，確實，讓優秀的人盡情施展才華，就能有更大幅度的進步。彌爾三十歲時，他的父親與邊沁相繼逝世後，開始自由地探索自己的哲學思想。

此外，即使是民選政府，依然會壓迫社會中某些團體，也就是「多數暴力」，彌爾認為這可能是比一般政治迫害更糟糕的統治方式，這是社會暴力，強迫每個人依照「對」的方式行動，說到這部分，彌爾預言二十世紀的共產國家，不符合新的社會規範，必須被「再教育」，這樣的政權不僅奴役人的身體，更看重奴役人的心靈及靈魂。一八六九年彌爾著作《女權辯護：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中，可見泰勒對彌爾的重大影響。